诗坛说“情”
任遂虎
人不可能生活在一种情感状态中，也不应当生活在一种情感状态中。
诗坛从来就建立在情感的基地上。诗歌与情感，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相生相济，难分难解。那么，诗歌是不是情感的影子呢？诗坛是不是“情场”的异名呢？
为便于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从情感的多样性谈起。
“七情”：色彩斑斓的心灵世界
人的情绪、情感缤纷多彩而又流动不居，构成一个奇异而复杂的心灵世界。面对色彩斑斓的情绪、情感，如何对它进行分类，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我国古人把情绪、情感分为七类，称之为“七情”。“七情”具体指那七种情感，说法不尽相同。《礼记·礼运》中说：“何谓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中医学理论中所讲的“七情”，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事实上，这些划分都是大致的归类。因为人的情绪，只是一种主体感受，朦胧而模糊，不同的情绪之间没有分明的界线。如“忧”和“悲”之间，就没有明确的界线。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人的情绪除了基本情绪，还有复合情绪。复合情绪则是由基本情绪的组合、派生出来的。复合情绪有上百种，而大多数复合情绪是很难命名的。基本情绪与生俱来，所以古人说它“弗学而能”。而复合情绪是后天濡染、刺激的产物，是高级生命所特有的生理和心理功能。动物有简单的基本情绪，而没有复杂的复合情绪。由于复杂情绪的不可名状，人们只好以“七情”为情感多样、复杂的代称，而不必过于拘泥“七情”具体指什么或其划分是否合理。
由于人的性格、境遇、地位的差异，各自的情感体验大相径庭。但多彩多样的情感体验，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无一例外。不能说皇帝只有乐的体验，贫民只有苦的体验。有个故事说：从前，有位皇帝在深宫中养尊处优，感到十分无聊和苦闷。于是，他独自一人潜入民间散心。一日傍晚，他来到一个山村，看到村头古树下一个汉子，乐呵呵地碾米，嘴中还唱着山歌。皇帝寻思道：这汉子为何如此般高兴？于是，他过去与汉子搭讪，问他高兴的原由。汉子听了，笑着说：“我家米尽粮绝，家人已饿了两天。我奔走借粮，刚才终于借得三升谷子，老娘、孩子马上能喝到米汤了，怎不令人高兴呢？！”皇帝听了，长长叹了口气。这个故事说明，至贵者也有烦恼之日，饥渴者也会有高兴之时。
多样、复杂的情感，形成了人的主观世界中的生态结构。各种情感都有存在的合理性。长期以来，我们用一种眼前功利的标准来区分情感的价值，肯定激情与壮怀，否定愁情与悲绪。这是因为，激情、壮怀对动员人们参与某种活动有用，而愁情、悲绪则不利于鼓起斗志。于是就把豪情壮志看成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情绪，把多愁善感贬斥为不健康的、颓废没落的情绪。举个具体的例子：当我们打开上世纪后半叶出版的宋词选集，会无一例外地看到，豪放之情被列入“健康”一类，婉约之情被归入“不健康”一类。选注者总是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宴殊）这样的名句，说成是“达官贵人的闲愁”，除了“工于造词”之外，没有积极意义可言，是“消极的”东西。显然，选注者是站在一种特定的政教和功利的立场上评价古典作品。其实，这两句词中蕴含的体证生生的生命意识和美学情趣，浓烈而深沉，隽永而自然，具有恒常的价值及意义。试想一想，有这种生命意识和时空感悟的人，还去攀折花木吗？还去捣毁燕窝、打死燕子吗？这种面对物侯流迁的感慨和体悟，这种伤时悯物的情怀，孕育着人与自然关系中隐性的和谐思想。
人心中的情感生态可以外化为维护环境生态、社会生态平衡的力量。在热衷于斗争者的眼里，诸如“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白居易）、“园翁莫把秋荷折，留于游鱼盖夕阳”（周密）、“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辛弃疾）一类诗句中透露出的情感因素，是文人墨客的“闲情逸致”，于国计民生无关，于革命大事无补。岂不知，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恰恰体现了天人合一、物我不二的高远境界，内含了深沉的“终极关怀”思想，是造就天人和谐、人际和谐、灵肉和谐的精神动源。不夸张地说，人的心理世界中的情感生态，可以转化为生物生态的精神滋养。
一些心理学教材解释说，健康的情感有利于正确的思想认识的发展，也能博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非健康的情感不利于正确的思想认识的发展，会令人反感甚至憎恶。这种机械的说法，远不能揭示情感所具有的功能和意义。所谓“正确认识”，往往是意识形态化了的特定概念，经不起时间、实践的考验。至于以“大多种人的同情和支持”来划分情感的健康与否，更显得幼稚可笑。追逐“俗情”的人比向往“雅兴”的人多，但不能笼统地说“俗情”比“雅兴”健康。
“诗情”：情思感兴的艺术升华
大凡艺术，都必须表达人的特定的思想情感。不同的艺术形式，通过不同的渠道、手段和方式来表现情感。诗歌，是一种通过有节奏（韵律）、分行列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形式。
当然，我们说诗歌是一种通过有节奏（韵律）、分行列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形式，仅仅就其形体特征而言，还没有涉及其内容特质。倘若表述得更加完整一点，就应当说，诗歌是一种通过有节奏（韵律）、分行列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情感，创造审美意象的艺术形式。这意味着，只有把情感转化为可以用知觉形式把握的艺术形象时，才能算得上是诗歌。那些纯知识性的有节奏、分行列的语言体式，如乘法口诀、标点符号用法口诀之类，是不能称为诗歌的，因为它没有情感意蕴和审美意象。
艺术化的诗情和人的原生情感有区别。原生情感不具备艺术特质。诗情是原生情感经加工提炼后，具备艺术特质的情感因素，有符号暗示性，有艺术形象性，语言表达生动而机巧，充满生命活力而又富于个性特征，可供读者的知觉经验把握和接收。于是，它已不是原生的情感状态，因为赋予了情趣内涵，化出了情感意象，生成了情思美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珊·朗格把艺术情感和“大发牢骚的政治家”、“大哭或大笑的儿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原生性质的情感加以区分。
将诗情与原情加以区别，有利于诗歌创作的高雅化。原情大多基于客观事物的刺激与生理境遇的牵引，主要表现为一种生理上的快感或痛感。诗情则在原情基础上经艺术升华而来，除了美感、趣味、形象因素的介入，还包含、渗入相应的道德性、理智性、社会性等因素。审美情趣中如果没有善良的情感，没有道德的含量，无疑是艺术的堕落。因此，对诗歌的评价，除了体式、意象因素外，还必须注入道德观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的因素。比如有首题为《从前的灯光》的小诗：“吹灭灯//黑暗就回了家//许多夜里//我们灭灯聊天//节约煤油//话语明亮//那天来客//深冬的黑夜//娘点亮两盏煤油灯//灯光亮出了白天//屋里堆满了光的积雪//没有好吃的//娘用灯光//招待客人”。诗中有生活的气息，有鲜明的意象，更有善良的情感和道德的含量。经过当年困难时期的读者，有农村生活历练的读者，更能从诗中吟到亲切的回味。而另一首题为《祝词》的小诗就不同了：“身体健康，牙齿掉光//一路顺风，半路失踪//一路走好，半路摔倒//天天愉快，经常变态//笑口常开，笑死活该。”从中看不出审美意象，也找不到精神价值，只能当作调侃性的文字游戏。
由此可见，诗情不等于原生的情绪，诗歌不是情感的影子，诗坛不是情场的代名词。
“言情”：需要中正的审美情趣
文学艺术不能没有情，但也不能“纵情”，“矫情”，“滥情”。“情”有神圣、美好的一面，也有低俗、恶欲的一面。我国传统诗论倡导温柔敦厚的诗风，意味着不纵情，不矫情，不滥情。用古语表达，就是“直而温，寒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虞书》）。我们的先贤推崇温柔敦厚之风，意在倡导和谐，消解不和，培育善情，剔除滥情。“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命题，曾被当作封建妖孽加以“横扫”。然而，不止乎礼义，人不就成了低等动物吗？“中和”，“中正”，“思无邪”，就是指情的合度，合理，合节。礼、法的设定，根本目的在于造就社会和谐，防治社会燥裂与动荡。“滥情”不仅会造成人际关系的失和，也会造成自身心灵的失和。传统诗教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正心”，即寓教于乐，使伦理内化，身心合一。可见，贵和尚中，温柔敦厚，对人与物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心与灵的和谐，都是大有补益的。
由于多种原因，当今的文艺创作及审美活动中，出现了“刺激”、“滥情”、“偏执”之类的倾向，甚至一些猥亵、低俗、丑恶的东西，也有一定的流行渠道。影视艺术、网络艺术、短信文字的空前发展，使人们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情趣日趋淡化。审美空间及审美对象出现了虚拟化现象。感官刺激甚嚣尘上，文温尔雅日渐缺失。据统计，在网络文学中，性爱题材占到43%，搞笑题材占到17%，武侠题材占到15%。在年青的网络写手中，90%以上的人迷恋于这三类题材之中。不少人追求“好玩”，把文学当成了情感宣泄的“玩偶”。文以载道的传统被戏说、戏谑所掩蔽。“美女作家”、“美男作家”、“小女人散文”之类名称的出现，使作者标签化，成为推销丑货的外在包装。
有鉴于此，弘发传统审美文化中“尚中贵和”的价值取向，继承温柔敦厚的情感表达方式和文化人格特征，就显得更有必要了。古诗在表达上也堪称“中和”的典范，是现代诗体及其他文学体裁应当大力继承和学习的。你看，“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如梦如幻的情思，表达得多么典雅，深沉！相比之下，现代歌词中的“我爱你，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就显出粗俗，苍白，缺乏韵味。古诗中写到失恋的心情：“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李益），细腻而含蓄，凄清而淡雅，堪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范例。能理解此言此情的人，谁不为这种高雅的艺术意境叹为观止，乃至肃然起敬呢？相比之下，那些“爱你爱你，爱得要死；得不到你，明天就去死”一类歪诗，只能是新狂人的梦呓。无数事实证明，低劣的艺术和疯狂的艺术，都是文明社会的腐蚀剂，对它们应予坚决的抵制。
林语堂在《中国人》中谈到诗的灵魂拯救功能，说诗歌能“教会人们静听雨打芭蕉的声音，欣赏炊烟缕缕升起，并依恋于山腰的晚霞融为一体的精神”。这正是指诗歌中正和谐的艺术意境而言。现代社会背景下，古诗中“温柔敦厚”的精神风范没有过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正思想没有退色，“立言立德”的价值取向没有失效。现代人生需要诗性智慧，需要圣洁的灵异和颖悟，需要中正的理念和虔诚的修持。因此，提高文学创作者和接收者的审美素质，在情感抒发和描写中，求高雅而弃庸俗，是当代诗歌创作的历史使命。(发表于《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