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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泉 来源：光明日报 即将过去的2009年是值得中国人自豪的年份。在这一年里,中国经济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挑战,由此,“中国奇迹”也激发了西方人探秘中国的热情。日前,在一次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研讨会后,一位粗通中国话的外国友人,对笔者说他对中国近些年的持续增长很感兴趣,但看了许多总结性文章,听了许多学者的发言后,依旧“云里雾里”,他希望能推荐一些材料给他,同时也盼望中国学者多写些专门给“老外”看的介绍文章。 应当说,一个时期以来,国内报刊上关于“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深度解读和理论阐述并不鲜见,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文章多是写给国人看的,“众所周知”的事实省略得太多,必要的背景交代相对缺乏,“老外”看不明白自在情理之中。但要让更多的西方人理解中国、支持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就有必要用世界同行听得懂的语言进行交流,就有必要用外国人习惯的表述方式进行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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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历史文化古村镇，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旅游休闲资源，既有旅游审美、乡村休闲和异质文化体验的景观价值，也有民俗文化、民居建筑和人文教育等多方面的科研价值。古村镇旅游开发中不同程度地存着盲目开发、产品单调、项目同构、商业味过浓、忽视村民感受、忽视游客体验需求等问题历史年代，聚落环境、街巷风貌、民居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保存相对完好的古村庄和古集镇古村镇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有原生态型开发、次生态型开发、博物馆式开发和文化移植型开发等多种表现形态，有政府主导型、项目公司型、经营权出让型、村民自发型等多种开发模式。这些都给了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各地以政府为主导的或开发商为主导的古村镇开放中，忽视或较少注意当地民众的参与，遇到不科学开发或过度开发时，民从不是表现漠不关心，就是没有参与和表达的途径。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的战略选择应是休闲化、体验化综合开发，兼具古村镇旅游观光、生态化乡村休闲和与城市文化迥异的乡村文化体验，让旅游观光、乡村休闲和文化体验者能在古村镇获得最充分的消费满足，从而获得村镇遗产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开发的双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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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出门时，阳光灿烂，乘地铁到建国门站，出地面后竟发现大雾迷蒙，天哪，我是在北京吗，如果是，刚刚的阳光灿烂哪去了，如果不是，半小时我又能在地下“土遁”到哪里去呢？天哪，我不是梦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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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与一位地方党报的理论版同行闲谈,话及地方报的理论宣传时,他笑言:那是你们中央大报的事,我们地方报哪有那实力?听得出,他的回答是言不由衷的。我故意追问他们理论版的见刊频次和文章内容,他不无遗憾地说:过去每周一期,现在改为双周了,且见刊频次保不住;至于文章内容,多是工作指导性或政策解读性文章,连编辑都提不起兴趣。问及为什么不多发一些思辨性、可读性强的文章,他迟疑再三,终于道出了实情:上级领导认为“理论是灰色的”,不如新闻报道更鲜活,也不如消费指导更实用,所以对理论版不重视。
类似的情况,我在其他地方的调研中也遇到过。有的文章高频次引用各级领导讲话或有关文件,成了领导讲话或文件的翻版,读者称之为“上下一般粗,左右一般长”;有的文章通篇是“要如何如何”、“应如何如何”,或宏大叙事,或鸡毛蒜皮,没有学理性,缺乏逻辑性,读来很乏味;有的从本本到本本,从理论到理论,这个领导说那个领导讲,写法呆板;有的虽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但官腔十足,数字一大堆,建议一大串,只重“开药方”,很少“说药理”,读者因而也不买账。这样的理论版长期办下去,理论真的都是“灰色”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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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孙明泉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讯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抵御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一年前,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促进增长的十项措施,制定了系统完整的一揽子计划。11月15日,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走向”高峰论坛上,吴敬琏、厉以宁、李扬、刘世锦、蔡昉、王一鸣、张维迎、李晓西、迟福林等知名经济学家先后发表主题演讲。与会者充分肯定了“反危机”一年来所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同时把目光更多地聚焦于“未来10年中国经济走向”上。
与会者认为,各项指标逐步回暖的中国经济今天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迈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未来10年中,中国经济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隐忧,中国经济如何进一步保持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如何融入全球化,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与会的经济学家们针对这些备受社会关注的问题各陈己见,提出了诸多可操作的政策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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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性格”或“城市性别”，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记得著名学者易中天教授曾说过，他相信城市和人一样是有“性别”的。他认为，中国北方城市大抵是“男性”的，比如北京是威严慈祥的父亲，西安、兰州、太原、济南、洛阳、开封，不是“汉子”，便是“大哥”，而南方的城市则多半是“女性”的，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厦门是纯情少女，而且似乎还情窦初开... 笔者尽管也去过这些城市，但领悟有限，体味有限，不敢对“城市性别”妄加评论。只是近日因为一件看似不值一提的小事，忍不住想就“城市性格”掺和几句。主要是从“大”“中”“小”的角度，说说北京、上海、西安三个城市的性格异同，至于是不是“靠谱”却无以得知，不必当真，权作消闲尔。 事情的起因是：前不久的国庆长假里，我先是自北京飞到西安，又从西安飞到上海，再从上海回北京。因为是在节假日，我不想麻烦当地的朋友接和送，故往返机场与城市间的交通都是自己乘坐民航大巴车。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同时拥有了三张价格不同、但本质上相同的车票----车票的本质是旅客与运输公司签下的运输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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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明泉 张雁 来源：光明日报
刚刚宣布的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奥利弗·E·威廉姆森和艾利诺·奥斯特罗姆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分享。这两位经济学家都是现代制度分析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那么,继科斯和诺斯之后,此次诺奖再次授予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意味着什么?为此,我们特地走访了多年来致力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中青年经济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黄少安教授。
新制度经济学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迄今,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主要成果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此次诺奖得主之一的威廉姆森是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构建统一的制度研究范式。黄少安教授介绍说,威廉姆森将制度研究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指内嵌于各种习俗、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制度;第二层级指诸如宪政、法律和产权等的正式制度环境;第三层级是指针对各种具体交易形成的治理制度;第四层级是指在上述三个层级下的资源配置制度。威廉姆森强调,应从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制度的功能、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并主张从动态视角考察交易成本的变化与制度演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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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与新媒体经济 这是一个流行新概念、新思维的年代，也是快节奏、多变化的年代。当专家学者们还在为何为新媒体争论不休时，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已跨越文字和图片传播，正式进入多媒体时代，数字电视、手机报、车载电视、楼宇电视等五彩缤纷的新传媒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勃兴的新媒体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类传统的生存习惯与生活方式，甚至影响着世界传播的新秩序。由此催生并不断扩大的新媒体产业已是当今最具发展活力与前景的产业之一，以新媒体产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媒体经济，也无可置疑地成了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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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多年来，那个开凿了大运河并乘船下江南的隋炀帝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殘暴无道、荒淫无耻的亡国之君，似乎他在偌大的历史舞台上只是一个小丑，很少有人提及他叱咤风云、光彩照人的另一面”。---日前，笔者有幸聆听西北某高校一位知名文化学者的激情演讲后，才发现历史上一些人本是多面的，一如把隋炀帝简单地定位为骄奢淫逸和暴君，是有失公正的。隋炀帝也许是被后人深深地误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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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泉 来源：光明日报
报载,在一项针对旅游门票收费的调查中,“82.9%的参与者都认为在古村镇收取门票不合理”,消息没有介绍这八成的游客是认为在古村镇不该收门票,还是认为门票的价格不合理。我个人以为,这个问题要分开来看:古村镇旅游该不该收门票,门票的价格高不高,怎样才能让游客认为“游有所值”,而不是笼统地认定“收取门票不合理”。
 “古村镇”特指那些形成于历史年代,其聚落环境、街巷风貌、民居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保存较好的村寨和集镇。形成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村镇是数不胜数的,但至今保存较完整的事实上并不多,因而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稀缺的旅游资源。在经济学上说,既是稀缺资源,就有它的价值和价格。门票的高低某种意义上就是它稀缺性的价格反映,因而我认为“在古村镇收取门票”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门票的价格制定是不是合理,和旅游者入场消费后的心理体验符不符,或者说,给旅游者带来的“消费者剩余”是正值还是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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