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深层原因是什么，近些年引起国际国内学者的共同关注。有人在研究，有人要学习，有人想借鉴，也有人准备着怎样应对。

    几年前，我国一位外交官访问某国，该国经济部长问起中国发展的秘诀，我国外交官回答说：“我是搞外交的，不懂经济，但我知道，中国有一句话：要想富，先修路。近几年，中国交通状况改善很快，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乡村个个通公路，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印尼议会一位官员到中国访问，在与我国领导人会见时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国这位领导人的回答很干脆：“中国的经验就是一句话：不争论。看准了的事就干！”据说印尼官员回去在议会讲到这条中国经验，议员们长时间鼓掌。当然，以上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对中国发展成就原因的回答，是在特定场合，针对特定对象，讲的是部分原因，不是全部原因，不能求全责备。

    2004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访问教授的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对于中国的发展，提出了著名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让他一举成名，被人称为“北京共识之父”。他在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中认为，“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在回答什么是“北京共识”时，库珀·雷默认为，“北京共识”包含三个定理：第一个定理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这个定理坚持认为尖端创新（光纤）必不可少，用物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第二个定理是，既然混乱不可能自上加以控制，你需要一整套新工具。要求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最后，“北京共识”包含一个自主理论，这个理论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引自库珀·雷默：《北京共识》）他在文中还引用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的话：“中国的成功试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中国有时似乎还相信西方的宣传，并将其成功归功于西方的方式。但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道路，值得研究。”

    库珀·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也把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推向高潮。自此，“北京共识”便成为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对于“北京共识”，国内学者持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中国发展道路由此得到了国际承认，是个好事，值得肯定；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外国人“忽悠”我们，目的是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印象中，约在2006年前后，中央某部一位领导公开撰文指出：我们不承认“北京共识”，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笔者认为，我国官方不承认“北京共识”，有自己的道理：第一，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不应该由外国人定义；第二，起码到2004年时，中国对自身的发展道路，也还在探索之中；第三，“北京共识”提出的三个定理，是否揭示了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值得研究；第四，库珀·雷默是站在外国人“如何同中国打交道”的立场上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与中国人站在自己立场上研究发展道路，肯定会有不同的结论。

    “北京共识”提出之后，尽管我国官方对此抱有不承认态度，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国内学者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非但没有降温，热情反而越来越高。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能连续30多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史无前例，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奇迹，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支持它发展的深层原因，也在情理之中。此间，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洼地效应”。所谓“洼地效应”，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就是利用比较优势，创造理想的经济和社会人文环境，使之对各类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形成独特竞争优势，吸引外来资源向本地区汇聚、流动，弥补本地资源结构上的缺陷，促进本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简单地说，指一个区域与其他区域相比，环境质量更高，对各类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形成独特竞争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洼地效应”也只能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部分原因，而不能说明全部原因。比如，如果“洼地”是指“中间低四周高的自然地形”，那么世界上的经济“洼地”多得是，为什么中国发展了，他们不发展？如果“洼地效应”是指“独特的竞争优势”和“更高的环境质量”，那么这样的要素是怎样形成的，“洼地效应”本身也无法回答。

    比“洼地效应论”更进一步的，是“制度效应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一观点比“北京共识”更中国，比“洼地效应论”更世界。但“制度效应论”也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制度体系，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哪些在发挥关键作用？其中有的制度建国初期就已经确立，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才发挥作用？第二，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实行同样的制度，为什么有的发展快，有的发展慢？两个条件接近的省份，原来发展水平相差无几，十几二十年过去了，却出现了巨大发展差距，为什么？这也是“制度效应论”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三，世界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借鉴中国经验，也搞了多年的革新开放，制度体系与中国接近，其发展水平与中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原因是什么？第四，不同的企业，处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中，若干年，有的兴，有的衰，有的做大做强了，有的关门倒闭了，为什么？笔者这样提出问题，不是怀疑制度的作用，而是说弄清这些问题，对我们今后的发展会有好处。

    综上笔者认为，北京共识、洼地效应论、制度效应论都有值得肯定之处，但单独都不足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原因。“北京共识”所阐释的，只是一种发展模式，缺乏对这种模式动力机制的说明；“洼地效应论”，更多地强调了外因的作用，对内因及其作用的重视与说明同样不够；“制度效应论”，关注更多的是发展的客观因素，对人在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及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发展成就，除了以上方面，还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

    这个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笔者没有思考清楚，不敢妄断，但想到了这样一句话：发展深处是文化。能否成立，这里提出来抛砖引玉，请大家指教。